山東的思路是在競價上網初期實現有限競爭，并實行最高限價，建立以單一電價或兩部制電價為核心，輔以輔助服務補償電價的上網電價體系浙江經過反復對比一些模式后，設計了單一購買+價差合約的競價模式。上海的模式是，競價電量分期貨和現貨交易兩部分。期貨分年度安排，現貨分時安排，按電力平衡狀況逐日發(fā)布。存量部分基本保證，增量部分加大改革力度。

如何評價改革試點的成效?各界對此分歧巨大，至今亦是如此。

獨立發(fā)電公司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意見，認為對“廠網分開”的理解出了巨大問題。

真正的“廠網分開”應該是電網與其所屬電廠實質上分開，而不是形式上分開。如果電網公司繼續(xù)持有分離出來的發(fā)電公司的股份甚至絕對控股該發(fā)電公司，發(fā)電市場因此也就依然實現不了公平競爭。實行“廠網分開”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割斷電網和電廠之間的資本紐帶。然而當時所有的廠網分開的試點實踐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由誰來推行“廠網分開，競價上網”的改革，也存在很多異議。這被認為是此次改革能否公正進行的關鍵所在。

當時許多不同的部門和機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推行“廠網分開，競價上網”。國家經貿委提出了實現“廠網分開”的初步意見和期限;國家電力公司在數省、市開展了“廠網分開”的試點工作;不少省、市政府的電力管理部門已經出臺了關于“廠網分開，競價上網”的試行方案：許多網省電力公司也有自己的設想和草案。

那么，究竟由誰來推動與把握這次改革最為合適呢?獨立發(fā)電公司認為，應該由中央政府的電力管理部門，即國家經貿委來擔當這一重要使命。主要理由有二：其一，行業(yè)管理體制改革本身就是一項政府行為，是行業(yè)管理者的職責。行業(yè)管理體制改革不能簡單地以行政區(qū)劃為單位來進行，需由國家一級的管理部門來統(tǒng)一策劃和實施。其二，中央政府管理部門的地位決定了它在改革中的公正立場。由于它只是市場的管理者而不是從業(yè)者，不直接涉及自身的利益，其制訂的目標就相對公平合理。

2000年上半年，由原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聯(lián)合組成的“‘廠網分開、競價上網’試點工作小組”經過詳細調查后認為，試點“沒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也沒有取得可以在其他省份推廣的成功經驗”。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認可這一結論。他們的研究報告將試點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以下三點：

廠網公司沒有在產權關系上徹底分開，各省市電力公司既有電網公司又有發(fā)電公司，在與獨立發(fā)電企業(yè)共同競價上網的過程中，很難在制度上做到公平、公正、公開。

第二，試點中的競價模式不能真正反映成本。但如果加大競價比例，具有還本付息壓力的先進機組在與即將淘汰的老機組競爭時，又會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還有，地方政府過去對一些外商投資電廠電價及投資回報率承諾等問題，導致市場參與的積極性大打折扣。由于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企分開”，撤銷省市一級電力局的工作進展緩慢，因而難以建立規(guī)范的市場競爭秩序。

進入20年后，輿論對國家電力公司的批評升級此時二灘棄水的效應持續(xù)發(fā)酵。

國家電力公司在六省市試行競價上網的同時,1998年7月，二灘水電站第一臺機組開始發(fā)電。

二灘水電站在當時是國內最大的水電項目，而且使用世界銀行的貸款，“再小的事也是大事”。由于其資本金過低，還本付息電價就比一般電廠要高，西南地區(qū)電力嚴重過剩，而且重慶從四川劃分出去，原有的送出計劃沒有執(zhí)行，一系列問題導致了二灘電站愈演愈烈的棄水。輿論的矛頭指向了電力行業(yè)的壁壘，即國家電力公司的獨家壟斷。

新華社記者就此事寫的內參被遞上高層，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重視。

1909年4月19日，江澤民到四川西昌觀看衛(wèi)星發(fā)射活動結束后再次到二灘水電站考察，獲悉二灘投產就面臨虧損，對這一情況極為重視。回到北京后，他把時任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找去，問他：“現在一邊用煤發(fā)電，一邊卻建好了水電站把水白白放掉，這種做法不可理解，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會這樣做?”曾培炎解釋說，二灘水電站的電送不出去，既有電網瓶頸的問題，也有電力體制上的原因。當時，西部地區(qū)電力負荷低，大型電站電力地方難以消納，而各省電網耳為獨立，都愿意先用本省的電。江澤民聽了以后說，你們要想辦法解決灘電力送出問題，現行電力體制必須進行改革。

曾培炎曾在《西部大開發(fā)回顧》專著中說：“由此，二灘棄水成為加快西部電力向外輸送與改革電力體制的重要動因。”

《暸望新聞周刊》2000年第24期刊文《二灘水電站為何陷入

困境》說，此時中國的電力行業(yè)從本質上說是標準的高度壟斷行業(yè)，單一企業(yè)全面控制著電力調度、電量分配、電力銷售、電費結算等權力，在電力供不應求的市場環(huán)境下，網外獨立發(fā)電廠的電力電量銷售順利，體制矛盾不突出;但隨著電力供應的緩解和買方市場的出現，體制矛盾逐漸激化。二灘的困境就是這種體制矛盾的典型體現。

此時國家電力公司給中央領導遞送報告，解釋二灘棄水，“影響二灘水電多發(fā)，關鍵是用電市場需求不足”。報告稱，近年來，四川、重慶增加200萬千瓦裝機，對改變電力結構有好處。1990年四川的電力裝機利用小時數為3200小時，重慶為4161小時。由于攀枝花鋼鐵下馬，二灘至攀枝花的一回500千伏輸電線路未上，減少了500萬千瓦負荷。一灘公司與重慶市和四川省電力公司有合同規(guī)定二灘發(fā)電機組不少于電網平均利用小時數,1999年實際為3131小時。二灘臨時上網電價為每千瓦時0.185元，正式價為每千瓦時0.3元，用戶售電價為每千瓦時0.46元，比平均電價高0.13元。四川、重慶已停發(fā)電20萬千瓦，讓給二灘。目前發(fā)電不足主要是通貨膨脹，用電負荷不足。

2月末，新華社記者采寫了一篇內參，反映二灘等西水電賣出困難。朱镕基批轉給曾培炎和王春正、段應碧進行研究。

2000年6月13日朱镕基對《二灘水電站有關情況》的批示：“二灘電站大量棄水，并不是由于電價高(發(fā)電成本低，由于投資貸款利息高，導致還本電價高)，因核定電價0.31元/度，實際上網電價只執(zhí)行0.13元/度，這樣便宜也不讓發(fā),1998年棄水電量15億度,1999年棄水81億度，今年可能棄水120億度。造成如此大的浪費，主要是電力體制改革滯后，必須改變省為實體的現狀，實行跨區(qū)設公司，廠網分開，競價上網，多發(fā)水電，限制火電關停小電廠，這樣每年可能節(jié)約發(fā)電成本以百億元計。”

這段話后來收錄在《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三卷，文章的標題為“電力體制必須改革”。

四川省委負責人于2000年7月份給朱鉻基寫了一封信，信中寫到：“……最近對二灘電站投產和能力發(fā)揮不足，各方議論較多，我認為應有個客觀分析，這么大的機組投產，有一個消化過程(全世界都一樣)，再加上重慶劃出后，原分配給重慶的用電量是三分之二，現在用電不到三分之一……四川的水電資源要在全國統(tǒng)一的電力市場上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